《社会大脑》(下)

张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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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人和机器人和谐共生。对于经济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其基石被动摇掉了,所以这种发展趋势必定要引发我们的一系列的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发生重大变化

 

 

未来其实我们要争夺的不是机器人,也不是给机器人去立规矩。我们要争夺的是智慧共享体系,是人机共享的这个社会大脑。因此,如果我们的这个社会大脑是向恶的,那我们的执行体,也就是机器人,他们一定也是恶的。相反,如果我们的社会大脑是集体向善的,那么我们的机器人也只能是向善的。因为它仅仅是一个执行体,是个躯体它的灵魂和躯体是分离的。

 

反过来,我们自然人的一部分灵魂,其实也在慢慢的跟我们的躯体分离,而被集中到了社会大脑上。但是由于我们是双脑结构,我们还有躯体,躯体中的生物脑还在,也就是我们还有自己的头脑存在,所以说我们还有一部分的灵魂是留在了自己的躯体上,当然这只是个隐喻。

 

这个时候就又引申出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怎样让社会大脑集体向善呢?这个就是我们面临的共同的要研究、探讨的问题,不断去深入研究的问题。这里面除了我们某一些所谓的规则性的东西以外,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不分区域、不分民族、不分文化的、一个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共同的基础的认知问题。这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即我们有没有一个和谐哲学思想的基础。

 

当我们具有和谐哲学的思想,在这个哲学的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再去慢慢地形成集体的伦理,一些社会秩序中所谓的规则都是基于这所形成的。这样的话才能够使社会大脑不仅仅是为自然人,不同区域的自然人、不同文化的自然人、不同种族的自然人,还可以为我们所有的智慧机器来和谐共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社会已经完全进入了另外一种文明状态。

 

    第一个方面,就是不再是秉承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机二元的二元主体和谐共生。同时也有另外一个主特征表现出来,就是从高度的现场化走向了非现场化。这里我们可以讲,大工业革命最大的产物就是高度的现场化。比如都市、大都市的形成,流水线的形成,我们很多的经济业态,包括我们的大超市等等,都是高度现场化的产物。

 

然而,随着我们智能科技的发展,人们可以借助于这些技术,实现非现场化很多事情不一定非要在现场才能从事,比如说我们在飞机上有Wi-Fi,就可以在旅行的同时,in the sky的时候你都可以下单,下指令、花钱、工作、设计等等都可以。请问这个时候,它的现场在哪里,它的工作室现场在哪里?在空中,而且是短暂的。随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更强劲,当然,也会出现,相隔两千公里以外的夫妻,很可能他们各自都有一个机器人配偶。

 

非现场一直到最后发展非现场的强现场感的时候,不要说是环境可以替代。环境以及人工环境的布置非常方便,事实上当你的机器人都可以替代你的配偶的时候,你就该想一想,这种非现场化已经完全脱离了工业革命的现场化的现象。从高度集中的现场化转向了非现场,从非现场再进一步发展到了非现场的强现场,它会跨越我们的地域的限制。但是请大家注意,更可怕的不是在这里,更有趣的是,它可以跨越时空。

 

举个例子讲,我制造了一个已经过世的我的父亲陪着我生活,一旦我和父亲,这个机器的父亲交流时发生了情感,在我的眼里我的父亲就复活了,他不再是被我控制着的一个工具,而是我尊敬的父亲。

 

有了这种情感的互动,会营造出出的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我的子孙后代四世同堂的感觉,这和我们在纪念亡灵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现象活生生地告诉我们,除了我们空间的非现场化以外,它会产生时空的非现场。那么它也就会涉及到使我们的社会学、经济学等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再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大工业革命时期传统经济学认为劳动价值量应该实现等价交换。而劳动的价值量的背后,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跟劳动时长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不劳者不得食,你必须勤劳致富,用劳动来换劳动成果。可是在智能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呢?

 

首先,是因为现如今的财富分配跟劳动时长无关,劳动时长不重要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的劳动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劳动开始碎片化。刚才讲到,我在空中,我在飞往加拿大的空中,这个时候,你说我是在度假,还是在劳动?我用五分钟,下了一个指令下去,机器人就去执行了,这就是劳动的碎片化。

 

其次,是因为现如今的财富分配跟劳动主体无关,机器人越来越替代了自然人的劳动的时候,劳动的主体是谁呢?就已经变成了机器人,那请问机器人创造的价值只能分配给机器人本身吗,还是分配给谁?如果我们沿用以前的思维逻辑,某一个机器人是属于某一个人的时候,也许还能够找到分配的原理,财富属于这个主人。但是我们刚才讲了,社会大脑越来越发达,机器人作为一个躯体,是一个工具的时候,是属于社会共有的时候,它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创造出来的价值归谁所有呢?也应该是归大众所有。所以说这将会引发我们的经济规律以及我们的分配原则、财富产生率等都会发生重大的变革。

 

对于经济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其基石被动摇掉了,所以这种发展趋势必定要引发我们的一系列的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发生重大变化。包括我们的公共管理理论,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未来也许国家还会存在,但是国家的职能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等等。

 

未来,人和机器人的和谐共生,我们的劳动开始逐步转移给高新智能的机器人的时候,当机器人的劳动的比例越来越加大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劳动成果大部分是由机器人完成的时候,那我们自然人的这个财富的分配,一定是跟劳动成果、跟劳动主体脱钩了,而且重新制定了一种分配方式。

 

这种分配方式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基础,也就是我们讲的生命的保障。由此也一定会尊重一些规则,而这些规则不是我们某一个人、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去制定的,不用担心,它自然就会形成,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生命权。这个时候,财富的分配第一是依据生命权,首先让你有基本的保障,也就是说你啥都不干,游手好闲,也会得到保障。请大家注意,在那个时候,游手好闲不是贬义词,游手好闲是你的权利了。第二个,就是在这种分配方式里面,一定会有一点阶层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恰恰是跟参与度,跟个体对社会大脑的贡献值有关,而这就决定了你的生活的质量会更不一样。

 

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有养老保险,等你年纪大了就可以不干活。也许到未来的那个时候,你从出生到年纪大都不用干活,一出生就有养老保险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机器人在替我们创造劳动财富值。也许我们一出生就是中产阶级,不需要劳动,就是游手好闲,你游手好闲也是中产阶级,你不用担心了。但是,你要变成局部富豪的话,那就要对社会大脑要进行贡献,或者成为社会大脑的参与者或者是调用者。当然这个里面的更细的机理,这就需要我们去沿着这样的思路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再研究。

 

但是,这里我也相信,这里面有两股力量,一股是我们去探寻,试图去找到一些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顺应,不是我们人为的设计出来了,而是我们自然人能够提前感知到以后,去顺应它,而不是我们去制定某些东西来替代它,No!是我们要去顺应它,我们应该有感知地、有意志地的去顺应它,然后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个,人机共享的、集体向善的社会大脑。

 

同时,这也是最符合我们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我们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其实也是尊重自然、尊重天道,然后和谐共生。是顺应,顺应自然形成的大趋势。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产生并不是说是人类的灾难,而是自然就会发生的,只要你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一定会发展起来,并且一直会发展下去。但是,我们人类进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时,一定会形成一种新的一种秩序,新的一种应对方法。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希望,要摆脱两种习惯,一种习惯是,大工业革命带来的思维的惯性。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劳动,当我们秉承劳动价值理论时,就会认为游手好闲是个贬义词。其实我们应该根本地摒弃掉这种思维,应该认为“游手好闲”是合理的,是有正当性的。第二个要摒弃的就是,用现代的技术眼光、现代的理解能力,去看待即将到来或者未来的高新智能。如果不加摒弃,我们就能判断,这又会出现跟前面类似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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